第一次到白银图书馆门口，门卫夫妇在里间吃饭，我们在门口盘旋了好一阵才有人应声出来。
那时候我们对拒绝已经习以为常。市府大院也好，有色公司也好，我们一路遇见许多羞涩而友好的人，但他们面对陌生的事由和更加陌生的肤色，都不约而同地迟疑起来——每一次通报请示也总是无疾而终。
八月中旬的白银的确有些迟缓甚至木讷。衰败的步行街，空旷的露天广场，商店门口倒伏的人模，漫天的折价招贴。在有色公司昏黄漫长的走廊里，保安的脚步声从门厅传到宣传科，再到到企业办公室，一路再无其它杂音；矿山博物馆里年轻的女讲解员，脸上写满不解和爱莫能助。
然而，在普通的居民区里，一路遇见的所有人都乐于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欢迎，这几乎是我到过国内最友善的地方，许多所谓开放的都市都远不能及。银光厂的家属区里，热情的老两口一路把我们迎进平房客厅，又递上一大盆切好的西瓜。一幢陈旧的复式公寓楼上，带着孩子的阿姨讲述了一家人当年刚从陕西搬来白银时的生活与憧憬。
第二次到白银图书馆，我们把外国人悄悄“安放”在旁边，然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阅览室里，我们在翻看规划图集，而边上大厅坐满了复习备考的年轻人。有一瞬间，图册上八十年代老照片里的那些朝气勃发的年轻工人们仿佛就从眼前走过，他们带着五湖四海的乡音，相信着自己就是时代的开拓者。
白银影像的确有些不同寻常。尽管从红星街的白银饭店前匆匆掠过，但每一个看似平淡的路口和门前，都值得驻足凝望几分钟，如同充满时空错位的拼贴造景。即便如此，那些狭小的街道和目光好奇的路人，随后也便被活色鲜香的成都冲刷淡去——直到这个城市在几天后又意外地出现在铺天盖地的新闻里。
这之前我从未听闻过这个声躁一时的连环命案。在把从张玮玮到各大媒体的文章细细看了一遍后，几乎每一个毛孔里都渗出细汗。我们原本计划造访却临时取消的工业学院，正是疑犯每日工作的小卖部所在。甚至我们散步的家属区和金鱼公园，也都临近其中的几个案发地。
那个公园是我们拜访的一位规划局领导当年引以为傲的设计，而如今湖面已经干涸。
每一个经历此案的白银人遭遇了怎样的内心波澜，擦身而过的我们无从知晓；正如在凉风习习的晴朗夏夜里，无从想象此地春秋季节的漫天沙尘。
在白银的最后一天，我们驱车三个小时到了北部荒原上的永泰古城。这里曾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边陲重地，旗幌昭然；而在那天的夕阳里，马匹无处可寻，只见工人们在城门外搭起了三层高的脚手架。